1980年6月17日，在我国新疆的罗布泊地区，发生了—件大事——我国著名生物化学家、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彭加木同志，在率领罗布泊综合科学考察队深入罗布泊地区进行考察作业时，不幸失踪了。
彭加木1925年出生于广东番禺县，1947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农学院，早年曾担任过北京大学农学院土壤系助教，1949年5月参加革命工作，先后在中国科学院生化研究所（以后为中科院上海生化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
1965年1月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79年任上海生化所党委委员，同年兼任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彭加木同志失踪经过大概是这样的：1980年初，国家和自治区有关部门批准了彭加木提出的罗布泊科学考察课题。同年5月3日，考察队由乌鲁木齐出发，进入罗布泊进行考察。在第一阶段考察结束后，彭加木提出向疏勒河故道东进的建议。6月11日，彭加木率考察队从米兰出发，由于气候险恶，汽车日行不足60公里，6天之后，到达库木库都克（维吾尔族语，意为“沙井”），距目的地尚有400多公里，而这时，水和油只能维持两天了。考察队在库木库都克作宿营准备时，彭加木就急匆匆地叫上陈百禄，乘坐北京吉普车向疏勒河故道的北岸开去，直奔八一泉，到那里找水。当时他们使用的军用地图上，八一泉是标明有水的。但是，他们找到八一泉后，这个泉早巳干涸了。彭加木返回营地后宣布：明天大家原地休息，由我和陈百禄坐吉普车再去找水。当夜，考察队给设在马兰的基地发了电报，要求支援油、水各500公斤，并说他们要同时设法找水。第二天，即6月17日，天一亮，彭加木就吩咐司机做好准备，出发找水。这时，考察队的另一位负责同志劝彭加木，等基地的回电来了后再研究下一步行动，先不要急着出去找水。彭加木听后点点头。上午9点，基地回电同意支援，并要求报经纬度。中午12点．基地又来电：“飞机18日送水，原地待命。”
大家见到电报，非常高兴，兴冲冲地去向彭加木报喜。但是吉普车里没有人，几个帐篷里都不见彭加木，在四周找了一下，也不见人，下午1点多，司机王万轩去车上拿东西，在彭加木使用的地图里发现了一个纸条，上面写到：“我向东去找水，彭：17／6 10：30”，同时发现车上彭加木使用的旅行袋也不见厂，袋里装着彭加木使用的资料、书籍、照相机、打火机和平常用的东西及药品。考察队当即决定，由陈百禄坐吉普车去追回彭加木。一开始他们就发现了彭加木的脚印。但是，走了几公里之后，随着盐碱地越来越坚硬，脚印最后消失了。吉普车按彭加木前进的方向开出三四十公里后，又回头按“之”字形路线寻找。但是，他们什么也没遇到。天黑时，他们不得不返回营地。考察队连夜召开了全体队员会议，决定第二天继续寻找，同时电告了大本营当天寻找的情况。
当夜，考察队员们拾来了大量的红柳和梭梭柴，在几个沙包上燃起了熊熊的篝火。他们把所有的车辆全部集中到一个制高点——沙丘上，一律车头向上，每隔一小时，车灯同时打开，强烈的灯光向上互相交叉射向夜空。同时，每隔半小时向天空发射几发信号弹，红的、绿的信号弹在夜空中划出一道道耀目的光弧。按照彭加木当天全速步行能力计算，无论他当时处在哪个方位，绝对能看到如此明亮的灯火标志，只要他神志是清楚的，就会照着火光返回营地。
但是，人们没有等来彭加木：第二天的搜寻仍然音迹杳然。入夜，篝火继续燃烧，信号弹、汽车灯又一次次射向天空。几天过去了，无论是空中还是地面的搜寻，都没有发现有价值的东西．这期间，只有一条新闻引起过人们的一线希望：在一次搜寻过程中，考察队在靠近疏勒河故道北侧的戈壁滩发现了一个坐印，从坐印和两只脚后跟的位置判断，彭加木是面向北山休息，似乎坐了较长时间，身边还丢下几片水果糖纸。
对彭加木的失踪，当时考察队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彭加木当天出去后，在找水途中，突然发现了什么考察课题，一时心血来潮，径自独个去进行考察，以至走得过远，迷失了方向。
为了尽快找到彭加木，根据中央的指示，人民解放军除空军外，又派出了地面部队参加搜救。解放军马兰基地首长、自治区和中科院新疆分院的有关负责同志，乘坐直升飞机到罗布泊一处在军用地图上被标为“八一泉”的地方召开了会议，研究了下—步的营救方案。“八一泉会议”主要确定了今后的搜索方向和搜索方法。会议确定将寻找的重点放在疏勒河故道的北侧，同时兼顾南侧。
为了加大搜救的成功性，中央还从上海，南京、济南等地公安部门派出特别技术人员，携带侦察设备和警犬，空运至出事现场，甘肃省公安厅也命令敦煌县公安局组建了一支搜寻队伍前往玉门关、后坑子及疏勒河故道东部边缘地区进行搜救。彭加木的夫人夏淑芬当时也赶到了敦煌。
全国人民都在关注彭加木的搜救工作。
从6月18日至7月16日，以解放军为主，先后进行了多次搜救，直接参加者170多人，出动大小汽车48辆，飞机29架次，飞行约100个小时，彭加木的亲属子女彭淅、彭海等7人以及上海生化所办公室主任朱湘清等分别从上海、广州等地赶来参加了搜救，当时搜救面积达4000平方公里，无果而终。
当年11月，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搜寻，这次由中科院新疆分院副院长王熙茂率领，以各研究所的专业人员为主，有乌鲁木齐部队某独立团、通讯兵部队、汽车某团和兰州军区某部等8个单位参加，共69人，配备大小汽车18辆，以库木库都克为中心，重点放在出事地点，沿疏勒河故道划分几个地段，分片寻找。彭加本的儿子彭海和上海生化所办公室主任朱湘清等也自始至终参加了寻找。从11月10日至12月20日，共找了41天，寻找面积东西长82公里，南北宽10—20公里，总面积为1100平方公里，但是，仍然没有发现什么线索。
人们不得不面对彭加木已遇难的现实。第二年，有关部门从敦煌把预制好的纪念碑运进罗布泊，竖立在库木库都克。上书：
一九八零年六月十七日，彭加木同志在此进行科学考察时不幸遇难。
他的夫人夏淑芳在碑下面用石头压着一个铁盒子。铁盒子里面，有彭加木夫人亲自手书的—封信：
亲爱的人们，有幸走进罗布泊的科学家、探险家和旅游家们：
在你们从事你们感兴趣的事情之余，请留意一下老彭的遗体和遗物吧！若是有确实消息，请迅速告我，我代表上海1000多万人民谢谢您！上海1000多万人民向您承诺，每人拿出1元钱来感谢您!绝不食言!
字写在一张铜版纸上，字字血泪。铁盒子没有上锁，任人取看。至今有几人亲眼在现场看了这封信我们不得而知。
那铁盒子在干燥的沙漠中永不会生锈，那纸上的字也将永存。
彭加木的失踪已成为一个谜，20多年来，无论是科研工作者还是探险者，只要进入罗布泊，都不忘留意寻找彭加木同志的遗骸，以了心愿。有关部门也时刻关注着这方面的信息，但这并不是为了那笔谢金，因为寻找彭加木是人们义不容辞的责任。2001年12月，敦煌公安局接到报告，说在荒漠中发现一具死亡已久的尸体，死者男性，腕上戴有手表，身边有一两公斤容量的水壶，着中山装。敦煌公安局迅速将这一信息报告了新疆科学院，科学院立即派专人前往现场辨认。发现尸体的地方距彭加木失踪地约90公里，死者面部已完全烂掉，从衣着等方面辩认，这不是彭加木的遗体，人们很失望。
彭加木遗体为什么久寻不见?这个谜如何解开?敦煌的一个骆驼客淡的情况似乎有助于人们解开此谜。这个骆驼客叫叶多寿，家住敦煌城里，对彭加木失踪这一带的地形很熟，旧社会就赶着骆驼经常往来于敦煌—哈密—吐鲁番，他说，彭加木有可能掉进北戈壁的土海里了。
他说的北戈壁是指疏勒河北故道北侧的戈壁滩，也就是彭加木留下屁股坐印时所面对的那片戈壁滩。为啥叫土海?叶多寿说，那戈壁滩看上去是平的，其实是假的。古时候那里有很多深沟，后来风吹的细土面儿把它填平了。那土面像雪粉一样，是虚的，表面上却是一层干皮，人、马、骆驼踏上去，噗哧一下就埋进去了，越挣扎越深，就像人误人了沼泽一样，最后把人埋的连印迹都不留。他早年就曾见有人掉进去过，根本没法救。彭加木是否也遭了此难呢?
彭加木虽然已魂归罗布泊，但他的生命已永远与中国西部、与大漠戈壁、与科学事业熔铸在了—起。
1980年6月17日，在我国新疆的罗布泊地区，发生了—件大事——我国著名生物化学家、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彭加木同志，在率领罗布泊综合科学考察队深入罗布泊地区进行考察作业时，不幸失踪了。
彭加木1925年出生于广东番禺县，1947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农学院，早年曾担任过北京大学农学院土壤系助教，1949年5月参加革命工作，先后在中国科学院生化研究所（以后为中科院上海生化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
1965年1月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79年任上海生化所党委委员，同年兼任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彭加木同志失踪经过大概是这样的：1980年初，国家和自治区有关部门批准了彭加木提出的罗布泊科学考察课题。同年5月3日，考察队由乌鲁木齐出发，进入罗布泊进行考察。在第一阶段考察结束后，彭加木提出向疏勒河故道东进的建议。6月11日，彭加木率考察队从米兰出发，由于气候险恶，汽车日行不足60公里，6天之后，到达库木库都克（维吾尔族语，意为“沙井”），距目的地尚有400多公里，而这时，水和油只能维持两天了。考察队在库木库都克作宿营准备时，彭加木就急匆匆地叫上陈百禄，乘坐北京吉普车向疏勒河故道的北岸开去，直奔八一泉，到那里找水。当时他们使用的军用地图上，八一泉是标明有水的。但是，他们找到八一泉后，这个泉早巳干涸了。彭加木返回营地后宣布：明天大家原地休息，由我和陈百禄坐吉普车再去找水。当夜，考察队给设在马兰的基地发了电报，要求支援油、水各500公斤，并说他们要同时设法找水。第二天，即6月17日，天一亮，彭加木就吩咐司机做好准备，出发找水。这时，考察队的另一位负责同志劝彭加木，等基地的回电来了后再研究下一步行动，先不要急着出去找水。彭加木听后点点头。上午9点，基地回电同意支援，并要求报经纬度。中午12点．基地又来电：“飞机18日送水，原地待命。”
大家见到电报，非常高兴，兴冲冲地去向彭加木报喜。但是吉普车里没有人，几个帐篷里都不见彭加木，在四周找了一下，也不见人，下午1点多，司机王万轩去车上拿东西，在彭加木使用的地图里发现了一个纸条，上面写到：“我向东去找水，彭：17／6 10：30”，同时发现车上彭加木使用的旅行袋也不见厂，袋里装着彭加木使用的资料、书籍、照相机、打火机和平常用的东西及药品。考察队当即决定，由陈百禄坐吉普车去追回彭加木。一开始他们就发现了彭加木的脚印。但是，走了几公里之后，随着盐碱地越来越坚硬，脚印最后消失了。吉普车按彭加木前进的方向开出三四十公里后，又回头按“之”字形路线寻找。但是，他们什么也没遇到。天黑时，他们不得不返回营地。考察队连夜召开了全体队员会议，决定第二天继续寻找，同时电告了大本营当天寻找的情况。
当夜，考察队员们拾来了大量的红柳和梭梭柴，在几个沙包上燃起了熊熊的篝火。他们把所有的车辆全部集中到一个制高点——沙丘上，一律车头向上，每隔一小时，车灯同时打开，强烈的灯光向上互相交叉射向夜空。同时，每隔半小时向天空发射几发信号弹，红的、绿的信号弹在夜空中划出一道道耀目的光弧。按照彭加木当天全速步行能力计算，无论他当时处在哪个方位，绝对能看到如此明亮的灯火标志，只要他神志是清楚的，就会照着火光返回营地。
但是，人们没有等来彭加木：第二天的搜寻仍然音迹杳然。入夜，篝火继续燃烧，信号弹、汽车灯又一次次射向天空。几天过去了，无论是空中还是地面的搜寻，都没有发现有价值的东西．这期间，只有一条新闻引起过人们的一线希望：在一次搜寻过程中，考察队在靠近疏勒河故道北侧的戈壁滩发现了一个坐印，从坐印和两只脚后跟的位置判断，彭加木是面向北山休息，似乎坐了较长时间，身边还丢下几片水果糖纸。
对彭加木的失踪，当时考察队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彭加木当天出去后，在找水途中，突然发现了什么考察课题，一时心血来潮，径自独个去进行考察，以至走得过远，迷失了方向。
为了尽快找到彭加木，根据中央的指示，人民解放军除空军外，又派出了地面部队参加搜救。解放军马兰基地首长、自治区和中科院新疆分院的有关负责同志，乘坐直升飞机到罗布泊一处在军用地图上被标为“八一泉”的地方召开了会议，研究了下—步的营救方案。“八一泉会议”主要确定了今后的搜索方向和搜索方法。会议确定将寻找的重点放在疏勒河故道的北侧，同时兼顾南侧。
为了加大搜救的成功性，中央还从上海，南京、济南等地公安部门派出特别技术人员，携带侦察设备和警犬，空运至出事现场，甘肃省公安厅也命令敦煌县公安局组建了一支搜寻队伍前往玉门关、后坑子及疏勒河故道东部边缘地区进行搜救。彭加木的夫人夏淑芬当时也赶到了敦煌。
全国人民都在关注彭加木的搜救工作。
从6月18日至7月16日，以解放军为主，先后进行了多次搜救，直接参加者170多人，出动大小汽车48辆，飞机29架次，飞行约100个小时，彭加木的亲属子女彭淅、彭海等7人以及上海生化所办公室主任朱湘清等分别从上海、广州等地赶来参加了搜救，当时搜救面积达4000平方公里，无果而终。
当年11月，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搜寻，这次由中科院新疆分院副院长王熙茂率领，以各研究所的专业人员为主，有乌鲁木齐部队某独立团、通讯兵部队、汽车某团和兰州军区某部等8个单位参加，共69人，配备大小汽车18辆，以库木库都克为中心，重点放在出事地点，沿疏勒河故道划分几个地段，分片寻找。彭加本的儿子彭海和上海生化所办公室主任朱湘清等也自始至终参加了寻找。从11月10日至12月20日，共找了41天，寻找面积东西长82公里，南北宽10—20公里，总面积为1100平方公里，但是，仍然没有发现什么线索。
人们不得不面对彭加木已遇难的现实。第二年，有关部门从敦煌把预制好的纪念碑运进罗布泊，竖立在库木库都克。上书：
一九八零年六月十七日，彭加木同志在此进行科学考察时不幸遇难。
他的夫人夏淑芳在碑下面用石头压着一个铁盒子。铁盒子里面，有彭加木夫人亲自手书的—封信：
亲爱的人们，有幸走进罗布泊的科学家、探险家和旅游家们：
在你们从事你们感兴趣的事情之余，请留意一下老彭的遗体和遗物吧！若是有确实消息，请迅速告我，我代表上海1000多万人民谢谢您！上海1000多万人民向您承诺，每人拿出1元钱来感谢您!绝不食言!
字写在一张铜版纸上，字字血泪。铁盒子没有上锁，任人取看。至今有几人亲眼在现场看了这封信我们不得而知。
那铁盒子在干燥的沙漠中永不会生锈，那纸上的字也将永存。
彭加木的失踪已成为一个谜，20多年来，无论是科研工作者还是探险者，只要进入罗布泊，都不忘留意寻找彭加木同志的遗骸，以了心愿。有关部门也时刻关注着这方面的信息，但这并不是为了那笔谢金，因为寻找彭加木是人们义不容辞的责任。2001年12月，敦煌公安局接到报告，说在荒漠中发现一具死亡已久的尸体，死者男性，腕上戴有手表，身边有一两公斤容量的水壶，着中山装。敦煌公安局迅速将这一信息报告了新疆科学院，科学院立即派专人前往现场辨认。发现尸体的地方距彭加木失踪地约90公里，死者面部已完全烂掉，从衣着等方面辩认，这不是彭加木的遗体，人们很失望。
彭加木遗体为什么久寻不见?这个谜如何解开?敦煌的一个骆驼客淡的情况似乎有助于人们解开此谜。这个骆驼客叫叶多寿，家住敦煌城里，对彭加木失踪这一带的地形很熟，旧社会就赶着骆驼经常往来于敦煌—哈密—吐鲁番，他说，彭加木有可能掉进北戈壁的土海里了。
他说的北戈壁是指疏勒河北故道北侧的戈壁滩，也就是彭加木留下屁股坐印时所面对的那片戈壁滩。为啥叫土海?叶多寿说，那戈壁滩看上去是平的，其实是假的。古时候那里有很多深沟，后来风吹的细土面儿把它填平了。那土面像雪粉一样，是虚的，表面上却是一层干皮，人、马、骆驼踏上去，噗哧一下就埋进去了，越挣扎越深，就像人误人了沼泽一样，最后把人埋的连印迹都不留。他早年就曾见有人掉进去过，根本没法救。彭加木是否也遭了此难呢?
彭加木虽然已魂归罗布泊，但他的生命已永远与中国西部、与大漠戈壁、与科学事业熔铸在了—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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